我的父亲是曹大铁。作为家中老小，我成长的轨迹因父母独特的经历而有点曲折。我的父母相识于监狱之中，当时他们白天同在监狱的设计院工作，晚上则各归男监、女监。1962年，母亲刑满出狱，1964年，父亲也重获自由。随后，两个身份非常特殊的人在风雨飘摇的岁月走到了一起，组建家庭并生下了我。然而我母亲早早地便远走天涯，与父亲劳燕分飞。从此，父亲便一人承担起了抚养我的重任，他既是我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也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含辛茹苦地将我养大。由于我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耳闻目染地接触到了他的交友圈。在父亲的众多朋友中，有一位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我们的主人公谭敬和庵先生，我称他为谭伯父。
先父与谭敬的患难之交
我自幼便听闻谭伯父的大名，父亲将他和张葱玉（张珩）伯父称为中国“财阀”。谭伯父出身名门，祖上是赫赫有名的广东十三行之一。谭伯父的太爷举家迁居海上，做起了房地产和贸易生意，积累巨额财富成为一方巨商。而张葱玉先生所在的张家，乃是南浔“四象”之一，同样家世显赫，声名远扬，其家族在商业、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力。抗战时期，谭敬先生、张葱玉先生以及我父亲都深陷命运的漩涡，然而，即便身处困境，他们在民族大义面前，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当时，他们的社交圈子与汪伪政府多有交集，以他们的人脉和资源，倘若想要投靠汪伪政府，谋取高官厚禄，可谓是轻而易举。但是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守底线，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谭敬（1911-1991）致曹大铁信札（本文配图除另有说明的外，均曹公度提供）
谭伯父、张葱玉伯父和我父亲曾一起开过一家公司。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后，他们创办了联丰公司，张伯父担任董事长，谭伯父任副董事长，我父亲则出任总经理。谭家与张家当时都开设有银行，等于说自己就是自己公司的股东，这为联丰公司的运营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后盾。我父亲说他们做的是“栈单”，打比方说，就是公司买进100万元的货物，抵押给银行贷款90万元，然后利用这笔贷款再次投入采购。联丰公司做的主要是紧俏的工业原材料生意，包括油毛毡、柏油、桐油、汽油等。那时日本刚投降，社会处于百废待兴之中，各行各业对工业原材料的需求很大，加之物价开始上涨，联丰公司靠着充足的资金和这套成熟的运作模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三人赚得盆满钵满。我从小就听过这个故事，只是一直未能确证。我父亲过世后，为撰写他的传记与年谱，我求助于我父亲原来的单位。他们从档案中找出他的登记材料，上面翔实记录着他于何年与何人共同创办了这家公司，档案内容与父亲生前所述毫无二致，这便证明了他所言非虚。
1947年由于时局紧张，在张葱玉伯父提议下公司关闭了。1948年，张伯父和我父亲“偕隐”常熟，谭伯父后来选择去了香港。然而谭伯父也是命途多舛，1950年他出了车祸，惹出人命官司，其藏品大多变作赔偿款及保释金。正好新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邀他回上海，走投无路的他便于1950年底回到上海。回来后初时还好，他在上海仍有着很多资产，“公私合营”中还多少有些口粮，可惜，1958年因斗蟋蟀被判赌博罪，遣送白茅岭监狱劳动改造，直至1977年才刑满释放。谭伯父应该是1978年从白茅岭回来的。那时全国迎来了新的气象（1978年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可谓春风吹绿大江南北。此前被错误批判、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一批人，也得以从困境中解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往来逐渐频繁起来，谭伯父和我父亲也恢复了来往。
谭伯父是一个很“海”的人，老一辈中像他这样大气的人并不多。平反之后，其他人大多经济上不宽裕，我父亲算是条件好一些。当时请客吃饭，谭伯父请得多，我父亲请得少，唐伯父（唐云）也请的，其他的人就很少摸口袋。其实谭伯父日常开销也非常大，他有一辆黑色的尼桑轿车，挂着黑牌，聘有专职司机。能坐在谭伯父车子上的一般都是那时上海滩的大佬，这辆车我坐过不少回，是借我父亲的光“揩油”了。谭伯父请客吃饭去得最多、最有派头的就是静安宾馆。他喜欢吃静安宾馆的水晶虾仁，那时候一盘要50元外汇券，他吃了一份再来一份，还热情地招呼我父亲：“大铁，好吃来，来吃来吃。”我父亲和他在这方面是有一些探讨的，有时会当面打趣他：“你无赖，你忘掉了白茅岭。”谭伯父笑着说：“正是因为白茅岭，所以我活得明白。”那时谭伯父邀请我父亲从常熟来上海定居，他的原话是：“你这么好的文笔、这么好的画，到上海来，你差谁？你在常熟就‘误’掉了。”我记得有一次在唐云和刘旦宅面前，谭伯父还这么说过。但在这个事情上面，我父亲觉得经过磨难以后留下这条命已经不容易了，凡事皆要适度。但谭伯父却截然不同，他积极热情得如同永动机，那颗心始终与时代的脉搏紧紧相连。无论是通信还是当面谈话，我能感觉到他们这方面的谈话是不投机的，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感情。
谭敬致曹大铁信札
我父亲从谭伯父那里得到过很多帮助，比如进口的胃药，还有彩电、冰箱这些那时的稀罕物件，都是托他的福。我们家当时是常熟第一家用上彩电、冰箱的，这些大件都有指标，是谭伯父专门托他在加拿大的朋友带回来的。我记得彩电是日立的，上面有8个按钮。谭伯父对我父亲很关心，经常托朋友带东西给他，一会儿说“你这次回来帮我大铁兄带个录像机”，一会又说“你这次回来带个茶叶”，他总是托朋友带东西给我父亲。通过谭伯父牵线，我父亲还卖掉过近百幅画。谭伯父曾给这批画拍过照片，我还能找得到。当然我父亲也经常帮谭伯父画画、看画，这些纯粹是帮忙，不谈钱的。谭伯父到常熟去过几次，对我们当地的叫花鸡情有独钟，我父亲经常买了让我给他送过去。谭伯父还曾写信给我父亲，念叨着下次带叫花鸡给他吃。那会儿我父亲送不起贵重东西，叫花鸡这种便宜的小东西还是送得起的。
那个时候谭伯父身边有一位帮助他生活的蒋姓女史，我们叫她谭伯母。虽然谭家人并不认可她的身份，但我觉得这是既定事实，无须再去否定。这位谭伯母当时住在安福路，安福路的房子是白墙老洋房。她在公共场合是不露面的，像我这种“跟屁虫”都是跟着我父亲到家里才见到的。谭伯父联谊那边人太多了，他和我父亲谈的好多事情，比如请我父亲帮他看书画或是说说牢骚话，都是在安福路家里。安福路的房子不大，到家里去吃饭看东西的次数很多。谭伯母烧得一手好菜，一般是三四个菜，再加一道汤，我特别喜欢吃她烧的红烧肉。谭伯母很是客气，从不上桌吃饭。每次谭伯父喊她一同吃饭，她总说：“你们吃，你们谈，我去再烧几个菜。”
从引资先驱到文人“据点”
改革开放的浪潮涌起后，谭伯父以联谊大厦21楼为活动“据点”，开展了一系列引进外资的重要活动。位于延安东路100号（四川中路口）的联谊大厦是当时上海第一高楼，也是地标性建筑。作为涉外商务办公楼，它是当时运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与材料最多的一幢“智能化”写字楼，能在联谊办公的都是当时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
八十年代初期，我正在复旦大学读书，因为老一辈们经常要我帮忙做事，所以我总是会去联谊大厦。我记得谭伯父办公室前面是他的助理童先生的办公室，后面谭伯父办公室里面放了一张大摆台，进门右边有一圈沙发，再往里面的空间要小一些。那时办公室里面的办公用具堪称一流，光电话机就有好几部，复印机、传真机于我而言都是前所未见的新鲜玩意儿。每次我去联谊总能听到谭伯父用不同的语言打电话，他打电话时，语速不紧不慢，语调平和沉稳。有时是上海话，有时是广东话，有时又是英语。他的英语非常流利，像母语一样，说话不打格楞，因为我是外语专业的，所以我一直很崇拜他。我感觉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似乎边说边在思考。他平日里话不多，更喜欢倾听，可一旦开口，都是字字有力的精当之言。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稳重而慈祥的，岁月的积淀让他的目光显得深邃，当他注视着你的时候，你能从他的眼睛里感受到一种深不可测。
1988年1月上海东华足球队元老队访港期间，谭敬（左）和霍英东合影（选自东华会刊，周力老师提供）
谭伯父在引进外资方面堪称华东第一人，他凭借卓越的能力与不懈的努力，成功引进外资上亿元，这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成绩斐然、影响巨大。比如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就是谭伯父引进的外资项目。为人热心的谭伯父作为东华足球队的元老，在球队恢复之际也慷慨解囊、大力资助。由于我本人对足球领域涉猎不深，个中细节难以详尽阐述，在此就不多展开了。我父亲在改革开放后担任过常熟市政协常委等职务，他一直想为家乡发展出力，于是和谭伯父一同牵线搭桥，促成了常熟服装一厂的外资引进项目。这一项目落地，使常熟诞生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在当时具有非凡意义。
后来联谊的地方还成了当时不少文人墨客的 “据点”。长辈中有王个簃、周錬霞、唐云、谢稚柳、徐子鹤、顾福佑、伏文彦、程十髮、陈佩秋等等，这些都是老一辈当中呱呱叫的人物。小辈里有郑重、韩天衡等等。当时到谭伯父这里来的人，年轻一辈大多怀着崇敬之心，而老一辈们的心境则更为复杂：有的是劫后余生，心中满是对过往苦难的感慨和对当下相聚的珍惜；有的则在这里尽情言欢，享受着这份难得的热闹；还有些人是因为这里独有的人脉资源或是同海外沟通的独特通道。在我的记忆里，房间里总是人来人往，谭伯父身边的人形形色色，宛如一幅鲜活的“众生相”。
坐者从左至右：胡一骏、曹大铁、谭敬、糜耕云、伏文彦
就比方讲玩古董的张寿民，他玩铜表、金表，书画，杂件，图章等等，东西特别多。他平反后没有生活来源，靠倒腾古董来活命。他常拿东西给谭伯父看，谭伯父会买，也托他找东西，来谭伯父这儿的人也会顺便买点。老爷子人瘦瘦的，头发梳得“煞挺”，戴着一块金手表，喜欢吃点小酒，东西吃得不多。他曾带来过一张画，是张大千画给伏文老的。这件东西拿来之后，我父亲还没到，他开价要六万五。我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还价到六万，就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我父亲到了。他端详片刻，便说：“这张画是文彦的。”随即打电话给伏文老求证。伏文老听后，确认此画是他家早年被抄之物。我父亲当即告诫我：“此物来路不正，乃是贼赃，万万不可入手。”他不仅阻止了我，还让我顺藤摸瓜，试图为伏文老追回此画，可惜未能如愿。据我所知，这幅画大约在二十年前卖了2800多万元。若从经济价值而论，我无疑是错过良机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谭伯父独有的海外资源也让他这里成了当时沪上文化界通往外界的重要窗口。谭伯父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和张大千来往密切。那时大陆和张大千的来往全靠廷元（即谭廷元，谭伯父的幼子）作为信使，他是海外护照，能够自由来往。每当大风堂弟子要与张大千联系时，廷元总是不辞辛劳往返奔走。早先糜耕云先生和海外的大千先生是一直有沟通的，后来谭伯父从白茅岭回到上海以后，大风堂弟子更多是通过廷元这边与大千先生联系。当时托廷元带个火腿、糕点、太仓肉松之类都有的，建立联系后主要是请他帮忙把画作带给张大千，让老师评判画得如何。廷元后来还从台湾抱回了由张大千宗师题签给大风堂弟子的14本画册。
菱花馆合作画（菱花馆为曹大铁斋名。画上方有谭敬题记，王个簃书写的“无声之诗”并记；画由陆俨少、谢稚柳、程十髮、唐云、朱屺瞻、周鍊霞、应野平、徐子鹤、徐邦达、陈佩秋等合作）
谭伯父这儿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中转站。比如你有东西要交给郑重先生，那么放在那边，等过几天郑重先生来了就能拿到。我父亲作为大风堂门人，有段时间常住常熟。他与同门师友往来频繁，老先生们但凡有东西要给我父亲，往往都会先寄存在谭伯父这儿；同样，我父亲若要给同门师友捎带东西，也是先放谭伯父那儿周转。还有就像之前提到的，廷元代表上海大风堂弟子去台湾探望张大千，大家托付他带的各类物品，也都先汇聚到谭伯父这儿，等东西集齐了，再由廷元一并带到台湾。此外，谭伯父这儿还是个“人脉情报站”，在那个通讯并不发达的年代，常有彼此失联的朋友，会到谭伯父这里来打听。
联谊大厦办公室的边上还有一个稍大的办公室，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就设在这里，当时的主任是顾福佑（时任上海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1986年3月至1990年11月期间，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与上海会计师事务所董事会合一，采取挂两块牌子、主任会计师分设、业务各自承办、行政事务统管的模式。1987年，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地址改设于延安东路100号联谊大厦）。顾福佑是张大千宗师的高足，与我父亲师出同门。谭伯父办公室边上有一个小门，打开门便能通到事务所。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谭伯父的公子谭廷元和他太太张梦儿。80年代初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在联谊大厦设立办事处，挂牌在顾福老这边，廷元作为德勤的代表就在顾福老这儿办公。谭伯父的女儿谭端言和女婿杜维善，我也是在联谊认识的。当时谭伯父这里是一个文人的活动中心，边上顾福老那边是大风堂的活动中心。两边我父亲都会去，谭伯父和顾福老本来又是好友，所以陪我父亲去联谊是常规动作，去得太多了。
谭伯父在联谊的时候有午休的习惯，有时候还要吸氧。有一次我去找他，童先生没拦住，我直接进去后吓了一跳，看到谭伯父戴着个面罩，发出很响的声音。我是第一次看到他吸氧，那个面罩当时国内没有，是全进口的，非常先进。谭伯父在联谊每天下午都有喝咖啡的习惯，办公室里配有咖啡机。谭伯父一般都抽三五牌等外烟，喝红茶更多。他的红茶味道特别好，这可能跟他是广东人有关，又或者是他的海外关系的缘故。反而绿茶喝起来总感觉不太新鲜，印象里常见的就是龙井、碧螺春这些。他们老一辈人都很讲究礼数，谭伯父也不例外。每当我要离开21楼的时候，他都会送我到电梯口，这让我印象深刻。
1991年谭伯父去世后，联谊办公室没了主心骨，没多久就撤掉了。谭伯父的助手童先生重情重义，做完了收尾工作。曾经那么热闹的地方，没几个月就人去楼空了，实在令人唏嘘。
谭敬与收藏
我在谭伯父那儿见过不少好东西，一时半会儿都讲不完。我所知道的，他的藏品分为两块，一部分在家中，一部分在办公室。办公室的藏品存放在里间，有大红袍的鸡血、田黄，纪念金币、金表等等。而谭伯父府上的好东西更是琳琅满目，我在他那儿看到过很多顶级的古书画、青铜器、古籍、珠宝、印章等等。谭伯父到晚年还是非常喜欢书画，相较而言，他收藏的古书画偏多一点，按现在收藏的说法来看，他所收书画作品的年代最晚是到近代。当代那些当年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小辈们的作品他也有，不过都是写有他上款的赠礼，当然现在这些小辈如今都已是艺坛泰斗级的人物了。每次我父亲去那，谭伯父总是拿出珍藏的精品和我父亲一同欣赏，我记得在他那儿看到过一张王石谷的画。谭伯父拿画时都是很谦和的，他也懂画，这一笔那一笔，能品出画的妙处。有时他和我父亲对于画意见不同，两个人都是探讨的态度。我父亲收藏有唐伯虎的作品，也拿出来和谭伯父一同欣赏。我父亲曾藏有明代赵琦美《铁网珊瑚》十六卷，谭伯父对这部藏书极为心仪，有意求购，但我父亲并未应允。谭伯父实在爱不释手，便向我父亲借阅，可这一借，便是许久都未归还。后来我父亲专门写了一首词《踏莎行·代简谭和庵求让毛钞朱存理〈铁网珊瑚〉》。谭伯父看了哈哈大笑，就把书还给了我父亲。词如下：
米舫当年，墨林即世，天南真见珠光气。桃花扇底别君时，三年未灭郇厨味。 虞邑流传，紫阳旧记，楚弓楚得春秋义。典衣买集乐平生，泰山抔土容情赐。
谭伯父堪称旧时收藏界的巨擘，其影响力不仅局限于上海，在中国收藏领域也举足轻重。80年代，谭伯父经常到友谊商店去买东西，有次他买了以后还跟我父亲说：“大铁侬看，多便宜啊。”确实，当时字画售价很便宜。而谭伯父不仅有外汇券，还有侨汇券，这一般人是没有的。谭伯父身份特殊，又有大笔资金，所以他去友谊商店买东西出手相当阔绰，放到现在也称得上是大手笔。不过，相较于解放前他买东西而言已经有所节制了，在友谊商店采购对他来说就是九牛一毛。那时他既购置书籍版本，也热衷于收集瓷器，像官窑瓷器、各类老瓷器等。
第一排从左至右：谭敬、唐云、荣广明、曹大铁；第二排从左至右：胡一骏、糜耕云
谭伯父与唐老（唐云）原本并无交集。唐老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经由我父亲牵线，他俩才得以结识。唐老是非常侠义、洒脱、心怀宽广的人。他住在江苏路中一村，我曾和父亲陪着谭伯父一同到唐老家去过。每次去他们几个老友就围坐一处，沏上茶，点起烟，一边惬意地聊天，沉浸在往昔岁月的回忆里，一边兴致勃勃地探讨起收藏方面的事儿，一谈就是好长时间。我记得唐老家中挂着不少名家墨宝，有赵之谦的匾额、金冬心的字、林风眠的画，还有八大山人的画。有时候，会有人带着藏品前来拜访唐老。唐老那双眼睛堪称“法眼”。他们这些老一辈人，为人极为谦和，说话谦逊有礼，可一开口，字字句句都是真知灼见。那些交谈的画面和话语，让我深受触动，至今难忘，也让我获益匪浅。
谭伯父之前和顾福老也互不相识，也是在一些机缘巧合与人际往来中，慢慢有了联系。至于江苏荣家，谭伯父和他们也有来往。荣广明先生是荣毅仁的叔叔，谭伯父和他有联系，具体生意上有多深我不清楚，但我有照片为证，我还跟着去过荣广明先生家里。
谭伯父玩收藏是玩到极顶了，我父亲就说过：“和庵啊，你的收藏比我的不知道厉害多少倍，你是挖眼睛的人。”谭伯父他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发现好东西，总是志在必得。他不仅杀价手段高超，还坐拥雄厚资金，民国时期他购入的藏品数量惊人。说起来，谭伯父最初的鉴赏眼光并不出众，刚开始收藏的时候走过弯路，被坑过。但我父亲告诉过我，后来经谭伯父手收藏的物件，件件都是精品，无一例外。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懂得借眼力，像吴湖帆、张葱玉、张大千这些在收藏界如雷贯耳的大师，都曾为他的藏品把关。有了这些一流眼力的专业人士相助，他所收之物自然皆是顶尖的珍品。谭伯父是重商喜文，本着收一流藏品、做一流收藏、当一流玩家的原则，在收藏界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谭伯父的收藏最终都散光了。一部分他解放前带去了香港，因为香港车祸赔掉了不少；一部分传给了子女；一部分50年代回来后捐给了博物馆；还有一部分因1958年白茅岭事件入狱后散掉了。尽管如此，谈及收藏，谭伯父和父亲的态度如出一辙：他们都觉得人生好似一场游戏，在把玩藏品的过程中收获了无尽的快乐。面对收藏最终的离散，他们虽心有感慨，却也坦然处之，毫无执念。因为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平日里还常拿这些事儿互相打趣，笑称彼此不过是半斤八两。
谭伯父对我的提携之恩
我第一次见到谭伯父大概是在1979年到1980年之间。他又高又瘦，背微微有些驼。他看起来身高大概是174公分，估计年轻时应该有178公分。谭伯父有个特点，长着一对招风耳，而且手指格外修长。在着装方面，我没怎么看到过他穿西装，大部分时候都是中装或者大衣。平日里他都戴着眼镜，有金丝边眼镜，也有黑边眼镜。腕间他戴着一块金表，头上还经常戴着一顶呢绒帽子。他的穿着有时候很洋气，有时又极为朴素。我曾见过他穿一件大棉袄，这往大街上一站，就像个环卫工人。谭伯父讲话有个习惯动作，他大部分时候是微微前倾的姿态，在讲话时每隔一会儿腰要挺起来一下。谭伯父思路极为清晰，也喜欢讲点笑话，是个很风趣的人。在相处中，能明显感受到他行事杀伐果断却不失谦和的作风，不过，他也有着固执的一面，某些事情一旦认定，便绝不容许更改。
谭伯父对我一直十分关照。他有好几次塞钱给我，有一回还给我一张100元的兑换券，这在当时可是不得了啊。我父亲知道之后特别严肃地跟我说，以后绝对不可以收了。还有一回，谭伯父让他的司机开车送我回学校，我就单独坐过一回这个车，结果被我父亲骂了，他说：“侬晓得这辆车谭伯父要装门面、派用场的，老人的车子侬坐，侬也做得出啊？”在联谊大厦的时候，谭伯父还挑过我一笔生意，他曾向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项目负责人胡一骏提议，让我负责整个酒店的软装工程。可我当时就是个愣头青，能否胜任自己也不确定，便想找个朋友来合作，再后来就不了了之。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才明白这是老一辈的恩泽。那时的项目并不像如今这般有严格的招标程序，整个贵都大酒店室内装潢是多大的工程，这实际上是谭伯父给我踏上社会的一份见面礼，可惜当时的我懵懂无知，根本没反应过来，未能领会他的深意。
谭伯父特别讲究场面。90年代初，我事业刚起步，在中苏友好大厦上面的友谊酒家请客。我父亲跟谭伯父一说，谭伯父马上列了个十七八人的名单过来。吃饭时，谭伯父高声说道：“今朝，大铁儿子请大家吃顿便饭，我把大家叫来，大铁儿子买单，大家敞开了吃！”那天我特意穿了一件新买的衬衫，西装笔挺，毕竟在友谊酒家吃顿饭，那可是有头有脸的事儿。就是在这饭局上，谭伯父热心地为我介绍了贵都大饭店董事长，后来才有谭伯父引荐我做贵都软装工程一事。这两桌饭，花了我将近两万块，放到现在差不多得十七八万。我买单时那叫一个肉痛，还发现要付15%服务费。后来回想起来，我才深知谭伯父带这么多人来，是给我撑场面，在众人面前帮衬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晚辈，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好好孝敬他老人家。比较遗憾的是，当时我没带相机，这么多前辈在场，留存下来的照片寥寥无几，没能将那珍贵时刻更多地记录下来。